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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史|郭沫若的讀書學習之法

文章來源:人民網 作者:馮兵 楊書瑤 發布時間:2019-11-20 08:59:58 字體:

我國著名的文學家郭沫若,在文學、歷史學、考古學、書法藝術等領域頗有建樹。他一生與書結緣,形成獨特的讀書學習方法,留與后人參考借鑒。

讀書治學須不畏困苦

郭沫若讀書,常將書中內容熟讀成誦,爛熟于心。據松枝茂夫回憶:“我在中國文學研究會時,曾拜請郭先生來做演講。郭先生沒用演講稿,講的是關于‘易’的內容。他熟練地在黑板上寫出《左傳》《禮記》中的句子。十三經的內容郭先生已經全部記住了。”世人公認郭沫若才華橫溢、學識淵博,與他勤學苦讀息息相關。他深知讀書治學,非朝夕之就,大有有始無終、半途而廢者;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門左道之人。讀書本是辛苦之事,需堅持不畏困苦的精神。他曾寫聯自勉“讀不在三更五鼓,功只怕一曝十寒”,也曾在留學日本時的家書中寫道:“勤苦二字,相因而至,富思淫佚,飽思暖逸,勢必所然,故不苦不勤,不能成業。”

治學需搜羅一切材料盡可能使無遺憾。他曾告誡學生:“搞歷史研究,除了懂得一些正確的方法之外,還要占有大量的資料。資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分析是必須盡力進行的艱苦工作,絲毫不能偷巧。盡可能占有第一手資料,迫不得已時,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資料。”為尋找一手資料,郭沫若在日本進行了艱苦搜索,他去各大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,去書店立讀暗記,輾轉托人尋書。他說:“我要尋找第一手的資料,尋找考古發掘所得的,沒有經過后世的影響,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。”在現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書信中,有28封書信明確提出借閱書籍或懇請代為錄示、復制、購買拓片和書籍等要求。

讀書治學須不畏權威

讀書治學不能僅憑個人情感使然,專注于一家之言,而對其他觀點疏于研究,淺嘗輒止。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際的意識形態時需要對先秦諸子的著作認真研讀,盡管他個人情感方面對韓非子之見憎惡萬分,但并未使他將其棄之不顧,而是“翻來覆去,讀了又讀,讀得爛熟”。《禮記·大學》有云“好而知其惡,惡而知其美”,郭沫若認為讀書也應秉承這種態度,排除個人情感傾向,客觀公正。

讀書治學不應拘泥于世人看法,重復前人話語,應當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約束。郭沫若之前,學界對先秦研究或是單純訓詁考釋或是專門闡發義理,郭沫若卻利用唯物史觀研究諸子百家之言,得到許多新的發現。古代史分期問題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徑,以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占有理論區分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,并加以翔實史料周密論證,確立“戰國封建說”。郭沫若對甲骨文字和青銅銘文的研究曾被時人視為落后之物,他被斥責為“玩物喪志,成了隱士”。但其并未為此折服,而是貫徹了他的志向,這才有了后來的“郭鼎堂”。

讀書治學須涉獵廣泛

郭沫若博覽群書,“胸藏萬匯憑吞吐,筆有千鈞任翕張”。他求學期間雖是從醫卻廣泛涉獵文學、哲學、社會經濟學等著作。郭沫若認為研究深邃之書“不精讀便不能得其要領,不能體味‘雅言’的力量”。對創作而言,讀書只需泛讀以啟發暗示。“書讀太多是寫不出自己的東西的。我讀歌德詩的時候,也就是大致瀏覽開頭幾行,馬上捕捉那一閃而過的靈感迅速寫下來。”關于精讀,郭沫若主張:第一,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;第二,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評。“讀深奧難懂的書,猶如過連峰簇擁的險途,但不要怕這些險峻的山峰,尋出路徑,自己跋涉,循序漸進,堅忍耐勞,便可踏破險途達到目的地。”讀書第一步就是要理解書,人在不同階段對同一本書的理解都會不同,而理解書只有通過自己不斷的熟讀深思才能完成。

讀書第二步是在對原著理解已足時,不受前人約束,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評。然而約束并非沒有,批判也有限度。“人是活的,書是死的,活人讀死書,可以把書讀活。死人讀活書,可以把人讀死。”對書真正的消化吸收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讀過的書目,努力發現其中錯誤,敢于質疑挑戰,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。郭沫若少年時讀《莊子》欣賞其“汪洋恣肆”的文風與“安貧樂道”的人格,五四時期再讀《莊子》則發現其中蘊含的“泛神論”思想和真人哲學,后來采用唯物辯證法對莊子思想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,寫成《莊子的批判》。這正是其“一通二否”讀書法的成果。

讀書治學須學以致用

學以致用是讀書真正的價值追求。郭沫若曾為母校石室中學題聯“愛祖國愛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學習,求真理求技藝愿增進文翁石室之光榮”。也曾為鄒韜奮故居題聯“韜略終須建新國;奮飛還得讀良書”。郭沫若認為,多讀書、讀好書,學好理論知識是非常重要的。任中科大校長時,他堅決反對照搬蘇聯高等教育的做法,注重培養學生扎實的理論基礎和熟練的實驗技能。強調讀書是為更好地指導實踐。學習文韜武略是要在現實中為國家的建設發展服務。

郭沫若的一生是勤學苦讀與實踐愛國的一生。少年郭沫若把“科學技術”看得很重,熱切讀與此有關的書籍。為實現心中抱負,1914年遠赴日本學習醫學。家書中不止一次提及讀書與報國的關系。“現在國家弱到如此地步,生為男子,何能使不學無術,無一籌以報國也”,“男幼受父母鞠養,長受國家培植,質雖魯鈍,終非干國棟家之器,要思習一技,長一藝,以期自糊口腹,并藉報效國家”。

五四運動爆發后,郭沫若決定棄醫從文,“想通過文學使中國起變化,想用詩歌喚醒雄獅,喚醒沉睡的中國民眾”。流亡日本期間,他廣搜材料,專心治學,寫成開創中國唯物史觀派的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一書。全面抗戰爆發后,他大量閱讀史料書籍,創作《屈原》《棠棣之花》等歷史劇,宣傳抗戰,鼓舞民心。新中國成立后的郭沫若,不因曾經的選擇而“重文輕理”,既看重人文也重視科技,以一個詩人的熱情呼喚“科學的春天”。郭沫若一生著述豐富,學識淵博,其遺留于世的文化遺產,足以夸耀當世,而他借以創造這份遺產的讀書學習的經驗,指出了一個偉大的學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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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李詩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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